成书于清道光二十一年(1841年)的《遵义府志》记载:“茅台烧房不下二十家"。但是，咸丰年间，黔北杨龙喜领导农民起义，咸丰四年(1854年)清廷派兵镇压，与之战于茅台，村寨夷为平地，茅台酒生产一度中断。

成裕烧坊还有这么一段故事。贵州大盐商华联辉在与祖母彭氏在闲谈中，知道祖母回忆起年轻时曾喝过茅台一种酒， 觉得味道很好。彭氏还想再尝尝这种酒，便嘱咐华联辉到茅台采购。

由于咸丰四年1854年的战火于茅台，村寨夷为平地，茅台举目皆是残垣断壁，原先烧房的地基尚存，烧坊主人已不知下落。烧房土地被收为官产，官府正欲将其变卖。华联辉转念一想，买下了那片土地，决定在茅台开设烧房。同治一年(1862年)，华联辉找回当年的酒师，在旧址上建起作坊——成裕烧坊，酿制以及经过多年的勾兑尝试，终彭氏肯定年轻时喝过的正是这种酒。

华联辉所酿造的酒刚开始只作为家庭饮用或馈赠亲友，并不对外销售。从家庭产品到商品，间隔了好几年时间。因酒质优良，亲友饮后交口称赞。同治四年(1865年)彭氏逝世后，求酒者更是接踵而至。华联辉遂将作坊扩大，增加产量，正式对外营业，并定名为成裕烧房。

成裕烧坊初创时期，生产规模很小，设备也很简陋，酿酒的主要设备——窖坑只有两个，年生产能力仅有三五千斤。华联辉经营盐业获利丰厚，并未十分重视成裕烧坊的经营管理。烧房所产茅台酒均交永隆裕盐号经销。永隆裕盐号是一个庞大完善的商业网络，凭借这一渠道，成裕烧坊的茅台酒可以较为方便的运送到各地。

民国初期，永隆裕盐号的生意逐年下滑。为了维持局面，华联辉之子华之鸿积极开源节流。除创办贵阳文通书局和永丰抄纸厂外，对成裕烧坊也开始重视起来，把他作为主要财源之一来经营。

民国四年(1915年)，以成裕烧坊为代表的茅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捧得奖牌归。然后扩大生产规模，窖坑增加到12个，年产量接近1万公斤。但社会需要却逐年增加，往往供不应求。

1936年后，川黔、湘黔、滇黔公路相继通车，特别是抗战爆发后，1937年10月30日，国民政府宣布从南京迁都重庆，以作陪都。西南一带的经济发展转入战时经济状态，国民政府组织的内迁使地方经济呈现出中央化的发展格局，社会各界对茅台酒的需求量更大了。这为茅台酒销售创造了更为理想的条件。

抗战时期和战后，华之鸿曾通过文通书局各地分局运往重庆、成都、上海、长沙和广州等地销售，受到消费者普遍欢迎。由于运输不便和产量限制，供不应求。于是，一些资本雄厚的商人，有的在茅台建立酒厂生产茅台酒，有的则干脆在贵阳设厂，名曰“贵阳茅酒”。类似的情况较为普遍，不止一家。成义烧房历史悠久、品质优良，各路购者多冲成义烧房而来。购之不得，才转购别家。

民国三十三年(1944年)，成裕烧坊因工人在灶上烘衣失火，厂房大部分被烧毁，但酒窖因储酒不多得以保存。华问渠当时正在重庆处理文通书局事务，得知消息后立即复电指示:“迅速筹款修复，并借这个机会扩大生产设备，以年产十万斤为指标”。

按照华问渠的指示，成义烧房进行了扩建。扩建后窖坑增加到18个。由于采购不到酿酒所需的高粲和小麦，1947年，年产量仅达到了42000斤。这个产量，已是成义烧房建厂数十年来，年产量的高纪录了。

1951年，成裕烧坊由政府作价购买，与荣和、恒兴两家烧房一起合并为国营贵州茅台酒厂，从此拉开了茅台酒历史上新的一页，这就是茅台前传——那些被人遗忘的成裕烧坊起源故事，今生的成裕烧坊重新焕发，不忘历史，继续前行。